文/南方

今天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乡村女教师平常教书周末卖身，含泪供三个弟上学，讲的是乡村女教师徐萍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想象这名女教师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是怎么处理好这两种角色置换的，要知道一边是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边是靠出卖自己身体的肮脏妓女，这样的对比简直犹若鸿沟；我更不知道这名女教师躺在一个个男人身下呻吟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忘记自己还是一名教师？或者说她还怎么再次面对那些纯净澄明的眼神对自己的顶礼膜拜？

有人已经在反思，是谁将我们的教师逼上了卖身为妓的绝路？一说是我们的教育机制，的确，教育有问题，尤其是如今教育被完全推向市场后，大学似乎成了拿钱卖文凭的作坊，市场化的结果是使更多的家庭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以前我们普遍认为要想早日致富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现在竟然出现了“上大学就意味着返贫”的论调，徐萍甘当妓女就因为要替3个弟弟筹措学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说，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才造成了这样的教师妓女出现，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底保障了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卖身救母或卖身救亲人这样的案例出现呢？归根结底还不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缺失或失语造成的吗，还有人在质问徐萍，即便有困难，为什么不采取别的途径？难道又是等着媒体来发现，再来策划声势浩大的民间捐款救助？试问下，这样的救助能保证多少需要帮助的人度过难关，如果徐萍卖淫的事实没有被捅露出来，还有谁来关注她？

徐萍说：“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无疑在极其注重亲情家族观念的国人心目中，徐萍应该是一个懂得孝道的孩子，是应该值得尊重的，可是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她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卖淫违法，我想作为一名教师不会不知道的吧，那么我们在讨论她的行为是否值得尊重的同时，是否更应该讨论下她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有法不能依，还谈何法治社会？她的遭遇值得同情，并不表示就可以免除法律的问责，如果也有同样或者更应该值得同情的个体而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来，是否都应该网开一面呢？

有一点应该加以肯定的是，女教师被逼走上卖身之路，悲哀的不仅是这名教师本身，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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